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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: | 刘泽平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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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: | 人力资源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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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点: | 北京 西城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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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只有一个地球。西方人从西方看地球,东方人从东方看地球,竟然产生两种不同的看法。影响所及,形成东西方管理行为的差异。西方人观察宇宙万物,发现所有生物,都发端於一个基本细胞;基本细胞分裂写二,二分裂为四,四分裂为八,这样发展下去,终於形成植物、动物与人类。 中国人考察宇宙万物,发觉「易有太极,是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。」如此生生不息,和西方科学所发现的事实,可以说完全一样。
但是,进一步推究「一怎麽能生二」时,彼此就有了不同的看法。
西方人认为「一个基本细胞分裂为二」的原因,是由于二构成一」(马绍伯先生指出:二构成一,就二看,是两种现象)。二构成一,当然很容易分裂为二。我国先哲也肯定「太极是阴、阳所构成的单元」,不过「二构成一」之外,尚有「一内函二」的用意(马先生说:一内函二,就一看,则两种现象皆发於同一本体,老子所谓「同出而异名」,正是如此)。
西方重视「二构成一」,总是以个体的对立看事物:公司有劳、资的对立;同仁有优劣的对立;企业生存竞争,亦有其冲突的对立。
中国古人体认对立固然存在,却也相辅相成。如果由「一内涵二」的取向,不难发现「对立存在於统一」,所以中庸说:「万物同时生长而彼此不相妨害,道理一齐实行而彼此不相违背。(万物并育而不相害,道并行而不相悖。)」有公司才有劳、资的存在,彼此应该互信互谅;同仁间有优才显得有劣,有劣也才显得有优,大家应该互助;有同业的竞争,才能力求精进,必须合理合法以谋公平合作。
「二构成一」在管理上产生西方人「一切依据是非来判断」的科学化行为。对就是对,错即是错,相当简单明了。西方管理,喜欢问:「Which is right? A or B?」而他们的答案,往往都很肯定,不是「A is right」,便是「B is right」。若是「A is right」那麽A就成为共同遵守的标准;如果「B is right」,B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标准。他们把判断是非的结果,明订为公是公非,称为「标准化」(用科学的方法,研究订定事物的标准,并力求其切实施行)。为求组织成员,共同遵行既定的标准,自非「明言」一切说清楚不可。同时要求符合同一标准起见,於是明订为制度。大家一体遵行制度,叫做「制度化」。制度是企业组织所有成员一切分工合作的基本规范,是管理的出发点。任何成员,其行为合乎制度的即为「对」的行为,否则便是「错」的行为。前者为组织所欢迎,後者则为组织所不容。
A和B之间,有一条直线,表示A大於B则A对;B大於A即B对。是非有所争执的时候,采取「多数决」的民主方式,居於A和B的彼此「制衡」,来决定孰是孰非。争执获得协议之後,立即修订原有的制度,成为今後未再度冲突之前的标准。西方的「二构成一」观点,形成他们的「制衡思想」麦展为「经由谈判,分出大、小或是、非,以便共同遵行」的「制衡行为」。
这种行为,其理论基础乃是「个人主义」。「谈判」指「满足各自的需要而进行的交易」,「是非」在确立个人的权利与义务,而「制衡」则在维护并增强个人的权益。「一内涵二」在管理上也产生中国人「圆满重於是非」的人性化行为。我们常说:二这样做对是对,可惜不够圆满。」可见「把事情做对未必就是把事情做好」,中国人要求「把事情做好」,而非仅止於「把事情做对」。
中国人当然也问:「甲对或是乙对?」只是答案很少是「甲对。」或「乙对。」却多半是「甲对,乙也不见得错。」或「乙错,甲又对到那里去?」除非实在是十分明显而简单的事情,否则我们总觉得「是非难明」!中国人重视是非,却更了解粗理很好讲,任何人开口便可以说一大堆道理;细理不好讲,仔细推敲起来,每一个人所说钓道理都存在著若干疑难;微理很难讲,再深究下去J到了十分精微的地方,似乎永远说不清楚;玄理犹可讲,没有办法当中,往往会祀道理说得玄而又玄;妙理不可言,真正的道理「多半妙不可言」,同时觉察「语言、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沟通的障碍」,因而非常谨慎,不敢擅下判断。所以老子说:「道可道,非常道。」
相信资深的主管,都有这种经验:某件事情出了差错,关系者一共只有甲、乙、丙三人,但是甲说得理直气壮,乙、丙又何尝不是如此?我们常常指责中国人爱说理由,个个都是找藉口专家,弄得主管左右为难,不知谁对谁错,实在与「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」有相当密切的关系,因为道理人人会讲,是非却很难明断!我国的太极图象,并非凭空玄想而来。太极代表「圆满」,根本上是一主体。在此同一主体内,产生「是」「非」两种相异的现象。「此亦一是非,彼亦一是非」,成为中国人的一太极思想」,发展为「听一句话,要先问清楚究竟是谁说的,以便决定是否遵行」的「太极行为」。
这种行为,其理论基础即为「交互主义」。中国人既不完全奉行个人主义」,也不完全奉行「集体主义」;中国人既有「个人主义」思想,又有「集体主义」思想。常听到中国人说「输人不输阵」,「团结起来才有力量」,但是语犹在耳,他麦现情势不对,率先溜之大吉。然而却有人说到做到,临阵绝不脱逃,至死不渝的。中国人的原则,完全居於「看你对我如何,我就如何待你」的「交互」性,通俗的说,叫做「彼此、彼此」。我们放眼看去,宇宙万物无一不是圆弧形的。凡直线形的,都是「人为」的,而「人为为伪」,形式化的东西,中国人比较不喜欢,其道理在此。
太极思想,彼此之间不是一条直线,却是阴阳对称,淳涵浑朴的圆弧曲线,形成管理上「不明确」的「分寸」。中国人必须害自把握自己应守的分寸,无过与不及,的确相当困难,儒要历练与智慧,因此有些人十分厌恶,甚至到了怨恨的地步。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,便是由於智慧的限制,无法变化自如,所以学到後来,既没有曲线,也没有直线,只剩下一个圆形的外壳。日本人自称「大和民族」,说起来就是「过份求圆满」,形成「太顺的『事大主义』」。「太顺」的部属,绝对服从的结果,固然有利于力量集中。但是,万一决策有重大的错误,而此一决策者又「大而有力」,则大家盲口服从,势必害己害国。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盛行,自杀飞机愚行,大屠杀蛮行,不就是最好的证明?日本人为了寻求「大和」,往往弄得没有是非。他们一心一意追求利益,成为世人轻视的「经济动物」。「日本第一」中蕴含著重大的危机,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制衡,活像一辆煞车不灵的汽车,走顺路时很愉快,危急时真不敢想像。
「大和思想」发展为日本人「一不怕死、二不怕苦、一切为团体荣誉而努力」的「大和行为」。其理论基础即是「集体主义」。太极行为的根源,是「人性」。凡人皆有喜怒哀乐之情,未发时谓之中,发而中节便是和。中国人所讲求的「和」,是「用」的一种境界,而其「体」则为「中」。体不离用,用不离体,其间的不同,只在已发与未发。未发的「体」,没有不善的;已发的「用」,便有善有不善。中庸特别指出「发而皆中节,谓之和」,就是说明我们所追求的「和」,乃是已发的善的情,而摒弃了不善的情。
成中英先生以孔子「一以贯之」的纵贯和横贯两种关系来解释「持中致和」的道理。他说:『和』是横的一贯,『中』是纵的一贯。文化本身应该有中与和的道理,这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智慧。」西方人,特别是美国人比较简单,凡事只要想到自己的权益,「不要让自己的权利睡著了」,每一个人都为自己而争,最後总能达到制衡的结果。「个人独立,个人自由」所产生的个人行为,因利害关系相结合,「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」,成为美国人坚强的信念。
日本人也相当单纯,凡事只须顾及对方,比比「究竟谁比较大?」你大我听你的,我大你听我的。这种「上级生」精神,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。
中国人就很复杂,不但想到「我」,还要顾及「你」,更不能忘掉「他」。我们上下、左右、前後都必须同时详思熟虑,面面俱到,才不会不知不觉中树敌,招来无穷的後患。在横的方面,要「和」,对任何人的感情,都应该发而皆中节,保持恰到好处的人际关系。在纵的方面,要「中」,对於人事的处置,应该有自己的原则,时时刻刻都不离这一根本。中国人不能不坚持原则,否则人家会批评他「没有定准」、「缺乏制度」甚至「胡作乱为」。
坚持原则又不能到处得罪人,弄得鸡飞狗跳,妨害安宁。「持中致和」即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能和谐相处,所以「和」就是广结善缘,用「广结善缘」来「坚持原则」,既会做人又能做事,叫做「致中和」,乃是真正的圆满。不能致中和,结果必然「和稀泥」。今天大家由於痛恨和稀泥而怪罪致中和,有似「一朝被蛇咬,三年怕草绳」,未免因噎废食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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